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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岩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是一年之中亲朋好友、同学
同志之间礼尚往来、互致问候的好时机，也是一些人借机收受
“红包”，行贿受贿最活跃的时候。
接受和赠送“红包”是一种权钱交易，这是不说自明的。
某些人给某些领导干部送“红包”，不管理由多么动听，借口
多么堂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冲着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的，
大都是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好处或职务上的升迁。在这些人看
来，平时给领导送“红包”“师出无名”，而遇到事情再送不
仅来不及也显得不自然，唯在春节之时，觉得收受自然。事实
上大部分领导干部堂堂正正，是不会接受“红包”的，但也有
些领导干部来者不拒，欣然“笑纳”。为给收受“红包”提供
方便，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故意回避，而让家人代收。介于清醒
和不清醒之间的“上级”和“下级”、领导和群众，鉴于风气
和形势，为贪小利，也有收受“红包”者。
新春佳节收受“红包”，似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不
知鬼不觉，无从查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于是，春节期间收
受“红包”便成为行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时机和形式。
其实，话说是“愿打愿挨”，实际上都是有价交换。收了
“红包”不办事，比较麻烦；收了“红包”真办事，就更麻烦。
愈是心存侥幸，愈是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愈是容易陷进去，
愈是会有更多的人陷进去。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前车之鉴，不
可不察。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苏凤娟五个春节竟收礼六十多
万元；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几百万元的“灰色收入”
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年关的“红包”。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
书记戚火贵在西流农场任职时，第一个春节就收“红包”五万
多元。在其后来的贪污受贿和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逾千万财
物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每年春节收到的“红包”。
领导干部不得收受“红包”礼金，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并
且三令五申。一九九三年，中央发文指出，不准“接受礼金和
各种有价证券”。一九九五年再次强调“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
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
上交”。一九九七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
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又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准索
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
有价证券。所以，领导干部不管以什么理由收受“红包”礼金，
都是属于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都是明知故犯，甚至是顶风作
案。
春节即将来临，领导干部千万不要贪小利、图侥幸，务必
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挡得住来自各方面、各种形式的诱
惑，拒收一切“红包”，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和国家机关的良好
形象。
《人民日报》 (1999年02月08日第4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