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1-27
第14期

                       




户籍制度: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策划实施:钭江明 曾平辉 采访时间:11月15日至
17日

  采访地点:第九届全国中青年人口科学研讨会(广州)被
访者:

  杨云彦,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湖北省政协委员、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下简称杨)

  刘家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四川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副主任(下简称刘)

  赵细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广东社会医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下简称赵)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

  记:您怎么看现行户籍制度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
用?总的来说,现行户籍制度在目前的意义如何?

  杨:市场经济登上历史舞台,户籍制度与它的冲突越来越
明显,两者不协调,矛盾大,它的积极意义已很少了,其实所
谓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是消极的,比如控制人员流动方面,
现在已经出现管理上的盲点。

  可以说,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它存在的理由已经
不复存在了。其实,“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这话是我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的。这里,我是单纯就经济角度
来讲的。

  放开户口的关键是观念问题

  记:如果要放开户口,实行“一卡通”,您认为还需要具
备哪些条件?

  杨:这里可能需要明确一下,其实放开户口不是说不要户
口了。户口不是关键。关键是要变户口的审批制度为登记制度。
其实户籍制度建立之初就是配合选民登记来实行的,只是到了
1958年,才变成了一种控制人的手段。

  要变审批制为登记制,就要把福利等造成差别的东西与户
口剥离,最后剥离得差不多了,所有户口上的歧视性待遇消失
的时候,实际上户口就只要登记,意义不很大了,自然而然就
放开了。

  刘:放开户口的障碍主要是观念的约束。多年来政治的关
注焦点在城里,因为城里容易出问题,农民有了土地,有饭吃,
不闹事,就行了。大家都形成了城乡差别当然如此的观念。

  杨:每当经济萧条时,国际移民都受到最大冲击。德国
次反犹高潮都发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认为移民“挤占”本国
工人的饭碗。

  记:那是两国之间,我们这是一国之内。

  杨:确实不一样。情况类似,中国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不同
的领地范围,城里人觉得农村人应该在农村里呆着,不该到城
里来。改革户籍制度,主要是个心态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包
括媒体在内,对外地人口有偏见。你们媒体应当做这个工作,
应当让大家(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们)意识
到,城市不是城里人的城市(记者插话,广州也不是广州人的
广州),没有谁有权利限制别人进来,这一点应该形成共识。

  这个观念能够深入人心,就能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记:我们采访过一个马来西亚的留学生,她以为我们的政
府都是各自为政的并列政权,以至于在就业、居留等方面出现
了国外只在国与国之间才会出现的情况。浙江大学何赛权讲师
在这次研讨会上,呼吁对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外来人口不要搞
歧视。

  杨:就像坐公共汽车一样,你挤上了公共汽车,别人在你
后面,你不能堵着不让别人上来。别人暂时没挤上,有很多原
因,但并不意味着别人没有坐车的权利。

  刘:劳动力流动不能由行政硬性决定,要由市场决定。人
来了以后,能够被吸收,这表明有这个市场,这就是市场调节。
广东改革开放走在前面,按理观念也应更开放一些。

  赵:最近我们在搞一个东西,提出对外来人口采取“栅栏
政策”,符合条件的进来,不符合的就拦住。

  杨:我不同意。“栅栏效应”是好的,“栅栏政策”是不
可取的。实现“栅栏效应”得通过经济行为,市场调控,你可
以通过改变产业结构,提高档次,市场不需要低素质的劳动力,
他们自然就被拦到外面。而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不仅不能适应
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需要,也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在
国家内部搞“栅栏政策”是不应该的,过去这么做,并不是说
明它合理,我们要往前走。

  关于所谓“外来人口”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需要在理论和
实证研究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如“外来人口”的法律地位问
题,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力,对他们
的歧视性政策无疑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力。“外来劳动力”对本
地劳动力供给状况、工资、整体经济运行及新就业机会的创造,
影响相当复杂。但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中,“外来劳动力”大多
只能在城镇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低收入和重体力的职业,其有限
工资的一部分还被作为补偿由政府收取后返回用于城市职工的
补贴。

  而不少城市下岗工人将“下岗证”或其他享有优惠政策的
身份有偿转让给“外来劳动力”,即典型的牟取制度性“租金
”的“寻租”行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即使“外来人口”干
得再好也无望融入城市社区中,户口注定了他们只能是都市中
的“流浪部落”,于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明显地带有短期特征。
长期的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使我们得以尽享现代经济发
展和廉价的服务,同时又习惯地把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
问题统统归咎于农村人口的涌入。这种作法无疑加大了地区与
城乡差距。

  “城市病”不是暂时不能放开户口的主要理由

  记:有人找到一些认为放开户口、自由迁徙近期不可实施
的理由。如给城市带来不能承受的压力、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计划生育管理失控、就业紧张等等。

  杨:这些问题在户口放开过后,都可能会出现,但不会是
大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被称之为“城市
病”的问题。如拉美一些国家,出现很严重的“城市病”,他
们主要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只有到城市寻找生存空间。中国
有不同的国情,农民都是有土地的,农村没有赤贫阶层,这种
问题不会有多么严重。

  记: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城市病”,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是广州市民抱怨最多的一个问题。

  杨:现在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户口管理没跟上,现
行户籍制度实际上使一些人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反而导致治安
恶化、计划生育失控等问题,如果把这些人纳入管理序列之中,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记:如果老是拿“国情”来搪塞,作藉口,越沉迷于此,
越不可改变。

  杨:是的,城市化要加速,户籍改革回避不了。

  加速户籍改革对刺激经济增长有重要现实意义

  记:十四大提出过远景规划,到2010年在我国建立较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户籍制度不取消,这一远景目标怎么实
现?

  杨:既然我们一直推行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政策,那么
我们何以城市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和表现形式,至
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
而且当前,加速城市化对我国刺激经济增长尤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扩大投资,刺激内需。
很多人把启动内需的希望寄托在广大农村,但这并非易事。目
前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供电、供水等环节直接制约了农村
消费市场的形成。而通过加速户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能够扩大城市现实需求。

  记:能否对“一卡通”提出个时间表?

  杨:可能要过二十年。我的估计保守一点。

  刘:不会那么慢。最迟到2010年。

  (摘自1998年1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网络文摘 》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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