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材料：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以自己的亲
历和感受道出深深的困惑“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霎
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由此
展开。

　　历史流经了十八年，当年参与讨论的热血青年大都已入不
惑之年，而作为当事者，潘晓有没有走出当年的困惑?他的人生
道路走宽了吗?记者近日走访了当事人潘晓。

　　潘晓：不愿回头说过去，想过去。不愿说还偏让你说。从
1995年北京记者叶德英的采访开始，后来是湖南一个女孩到深
圳打工一分钱没挣到还离了婚，《中国青年》杂志要我以过来
人的身份谈点想法，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眸过去。其实我更
想说的是，十八年前我并没有故意要参与这场讨论。记得那时
杂志社来我校组织座谈会，学校就让我去参加。

　　张：是因为你的出类拔萃?

　　潘：是因为我的叛逆性格和我难以搞定的出类拔萃(笑)。
当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这是学校新开的课,因为没有经验，
许多课程设置不合理。比如数学刚讲微分，物理就已经用上了
积分。老师说甭管会不会，记下公式就行了。我认为这课上不
上没关系，就天天在宿舍看杂书。我还自杀过一次。学校认为
我的思想和年龄不相称。当时还告诉杂志社，这个学生最好单
独找他谈。辅导员却哄我说，你去听听(座谈会)，不想听就出
来。我一去人家就把我请到了一个小屋。谈话的编辑马丽珍是
江苏常州人，我是宜兴人，都在太湖边上，也算老乡了。那时
我父母还在青海。谈话结束后马老师对我说，以后有空就来家
坐坐，我孩子正好考高中，你帮他补补课，我也给你做点家常
菜吃吃。

　　后来我就去了。在她家，马老师说：你能不能把你那天说
的东西写一写。因为现在(指当时)能读大学就很牛气了，你却
还有那么多的困惑和苦恼。后来我把东西写了交给她，马老师
又问，你敢不敢拿出来讨论?我想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有什
么不敢的。就这样，过不多久，我就在《中国青年》杂志看到
了那篇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署名是“潘晓”。
马老师说文章用的是我的思想，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
的故事。

　　这就是引发全国那场人生观讨论的文章出来的全过程。我
没有主动参与。后来陈希同在一次代表大会的谈话中说：从19
80年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到1989年的平暴……历史就这么把我放
在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先驱”的位置。

　　当时文章出来后，据说解放军总政禁止解放军看《中国青
年》。而转了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是一边写检
查一边写社论。我就更不用说了，从此开始大起大落的人生。

　　张：这么说那次讨论带给你的并不是一次辉煌?

　　潘：是的，他们凭空造就我这么一个不现实的人，从两个
方面我很难再和现实溶合。舆论往往是“呼”地一下把一个人
捧起，从此就不再管了。当时的我只20出头，一下成了全国关
注的人物，而这种出名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辉煌的业绩，完
全是被人包装出来的。但当时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便
觉得自己真是个人物了，一下子很难再回到现实，另一方面，
因为有了这个虚晃的身份，这个身份又造成某些经历，这种经
历使你在客观上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你了。说白了我是一个被
舆论害了的悲剧人物。

　　张：你认为那场讨论给你以后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影响?

　　潘：一是我自己的政治生活被迅速抹掉，也可以说从政治
上我很快就成熟了。在全国几十万右派摘帽的同时，我却又重
新被戴上右派帽子。二是这场人生讨论我不得已被架在了那个
位置，我也就在这个位置开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三是从那以
后造就了我一系列戏剧化的人生旅程。

　　张：如果要说教训的话?

　　潘：我在非常不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命题。这
个命题放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没有
审时度势。所以尽管有人说这场讨论影响了一代人，作为当事
人的我却为此承受了大起大落18年的代价。今后还会怎样我也
不知道。

　　那场讨论过后，北京又出现了一些其它的事。如各大学校
搞竞选什么的，中央很反感。紧接着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
那以后，学校就找我的碴，勒令我退学。我不服，我要打官司，
学校说要打找《中国青年》杂志打，我们还要找他打呢。

　　张：当时的座谈不是学校让你参加的吗，怎么会引发到这
种结局呢?

　　潘：学校对我说，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也不是我们做决定，
是当时中宣部的批示。事过境迁，许多年后，我碰到当时找我
谈话的校党委办主任张立中(那时调离学校)，说起这件事，说
当时的处理的确太过了，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是正
常的。他用一种愧疚的心理回过头说这些话。可是当时给我的
惨重代价是什么?学校勒令我退学后，母亲从此和我脱离关系。
没有了经济来源，衣食住无着落。我白天出去找工作，饭也要
讨，晚上就睡在火车站。一天警察查夜，问我有没有票，我没
有，就暴打我一通，把我轰出了候车室。我就蜷在别人的楼道，
住家以为我是小偷，又把我轰出来。后来我就和盲流一样，在
立交桥下安了一个窝。张：这样的时间大约维持了多长时间?

　　潘：一年。

　　张：你的父母怎么忍心袖手不管。

　　潘：怪我自己从小太捣蛋了，一直让母亲伤心。我从小顽
皮到什么程度，给你说一件事，那时我母亲在医院上班，我就
溜进病房，把护士分好的药搅在一块，堵塞注射器针头搞得药
物全部报废。后来我从青海回到北京住在我姨家，觉得他们一
家对我不公平，他们一家住楼房让我住防震棚，过年了不给我
肉吃。于是我就天天跟他们干仗，最后彻底得罪了他们一家。

　　79年考上大学，第一学期放假，同学们都回家了，偌大一
个校园，就我的小屋闪着一星鬼火，我孤独地哭了。那时父亲
已跟母亲离婚，我也没钱回青海。第二学期开学，我的情绪明
显低落，觉得人生没意思，原来想象学校是一座神圣的殿堂，
可是那些学生竟会为你的分数比我高一点而恶语相向。既然没
意思，还活着干嘛，我就自杀了，又被医院救过来了，后来就
是那场人生讨论。你想我的母亲怎么能不失望。

　　张：《中国青年》杂志社从此也再没过问你?

　　潘：后来还真是青年杂志社和团中央联合帮我找了一个也
是他们给捧起来的全国第一个卖大碗茶的，让我在他那干。因
为那时的街道都不要我，我也不知学校给我档案里塞了什么材
料，哪都不敢要。后来我去找学校，你们不要我又不给我工作
还往我档案里放黑材料，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送吗?学校就撤了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奇怪的是入狱前我的档案突然失踪了。

　　张：看过报道说当年的潘晓走进“死胡同”成了在押犯，
是因为一次盗窃?

　　潘：一些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
我在做装运工，一次和司机取货，取完货司机说先不回去，去
一个朋友那，后来在那个朋友处司机卸下了一块钢锭，说是装
货时顺手“捡”的。他要我别声张，事后给了我150元。1984年
严打，有人捅出了这事，司机问我怎么办，出于仗义，我说俩
人扛着比一人强，这样我就被关进去了。判了三年半。朋友帮
我过问这事，答案是，这个人刑事上构不成什么罪，但不能放。
明眼人谁都知道怎么回事。

　　张：你听说现在人对“男子汉”的评判标谁吗?下过放，蹲
过狱，离过婚。

　　潘：的确，没有入狱那段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活了一
半。我不是鼓励人们都去蹲监狱，但那段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
了。面对那些监狱犯，你的个人主义、你的知识你的理想你的
尊严都成了一堆垃圾。人简直饿疯了，可以为一个窝窝头、碗
里多出的一块土豆打得头破血流。每天坐着竖起耳朵就是听那
送饭车远了又近了的声音。34个人住在一间14平米的房间，还
要空出一块地开门、放马桶，还得给一些狱霸留地。其它人怎
么睡，只有排着队说一二三同时侧身倒下，这个姿势一睡到天
亮。中途谁要小便，起来了就再也别想插进。还常有一些不人
道的事发生。

　　张：就那环境，你还拿了一张自学法律证书?

　　潘：那时在看守所。在监狱就好多了。人身自由的空间少
了，思维的空间也就大了。那时除了和狱外的一个女孩保持联
系，所有的关系都断了。

　　我将每月发放的2.5元钱积攒起来托那个女孩给我买书。因
为我担任了狱中的文化教员，所以我就借这个便利条件，看了
许多经济类、法律类的书，还有一些文学名著，后来刑满释放，
我倒不想出来了，狱中有一种真实的野蛮，他想打你就打你，
他想要你的东西就要你的东西，你很明确他的动机，相对你有
一种低层次的安全感，至少不会担心没人照顾。一有事，看守
就会端着枪来照顾你。而在社会，你甚至不知道你的敌人来自
哪个方位。但我也不能说申请再加几年刑呀。又想外面的世界
日新月异，三年的与世隔离我还不跟猴子似的。可是真出来，
不过如此。甚至觉得一些人还不如我，我的自信心慢慢得到了
恢复。

　　张：从狱中出来到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潘：干得可杂了，做营销、公关、策划、管理、新闻出版、
写作、编辑、咨询培训……

　　张：这些年的重新奋斗，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潘：我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了。当然如果
以今天的生命为终结，我觉得仍是一事无成。因为你今天的采
访并不是我现在做出了什么业绩，而是因为我的过去。但回顾
这些年，我还是信奉了一个原则：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
人。这在目前的社会很重要。可以说我现在经营的不是钱，不
是人际关系，我经营的是我的信用。所以说我仍然不是一个现
实的人。我在给企业做策划时，我要求“顾客是上帝”的信念
贯穿于产品的全过程，许多老板接受不了，他们求的是短期结
果。太急功近利，认为有钱就是成功，把阶段性的成功说成一
整个人生的成功，很难听进别人的话。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企
业家。真正的企业家跟贵族一样，不是一夜间就能暴发的，他
需要精神和内涵，需要一种文化的积淀。

　　张：前面说因为那场人生观的讨论，到今天你的许多权利
都被剥夺了，是指哪些?

　　潘：首先我的政治前途断送了。其次我的部分生存权也没
有了。因为没有档案，我无法进人才交流中心，只能选择那些
不要档案的单位。第三，我这样的情况出国也是不允许的。我
的爱人曾几次动员我出去，但我肯定过不了公安部这一关。

　　张：你爱人是给你狱中寄书的哪个小女孩吗?潘：(笑)不是。
是通过电脑红娘征来的，比我小十岁，学医的。

　　张：她没有被你的经历吓跑?

　　潘：(笑)没有。和每一个女孩接触时我都把这些经历有言
在先，这也是我做人的准则，否则对别人是不公平的。再说我
也不会说谎。开始吓跑了不少，后来的女孩就越来越大胆了。
也许是那段经历越来越远了。不过到现在我爱人的父母还没有
接受我。我们的孩子两岁了，他们也从来没来看过，让我们自
己去经营这个家和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切吧。张：你是指
对你的不公仍然继续?

　　潘：不合理的现象随时都在发生。前些日子，我爱人医院
要我们搬家，那房子和医院的停尸间紧挨着，我们没有去，家
什就扔在外面也没有管，后来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找了一间，刚
搬进去，因为房管接错了电线，我的所有电器统统烧坏。还不
敢打官司，因为住人家的房子怕日后又遇到什么困难。明天还
要去区仲裁委员会起诉，给一家公司干了四个月活，对方撤了，
一分钱不给。现在我天天在外面跑，衣兜里就搁瓶药，我的心
脏不太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狗屁了。

　　张：对于今后，你将如何设计?你认为现在走出了当年的困
惑吗?

　　潘：人生的困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不想再为这个困惑
而困惑了。对于自己，该承受什么就承受什么。这不是消极。
对未来也没有做什么设计，给自己今后20年做一个计划，我认
为是超载，也太形式化了。我现在唯求做到的是，再回头看过
去的时候，至少我能说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则生活着，也就是认
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这就行了。

　　截稿后我又接到潘晓的电话，他说在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
那场官司已败诉。因为他在那家公司继续留用时没有续签合同，
所以对方可以不承认。

　　我笑着问他困惑不因惑?潘晓也笑了，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得
到惊喜，那肯定是上帝睡着了。

　　是的，如今的潘晓，正如他自己在诗中写到的：总是这样
迷茫惆怅，总是这样无畏刚强，总是那般孤傲。

　　（摘自1998年第11期《女报》作者：张琢真）

《网络文摘 》　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