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可称为我国教育界的“高等教育年”，经历了北大百
年校庆、颁布《高等教育法》、进行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等大
事。今年9月，四校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规模超过了清华、北
大，成为中国大学的“航空母舰”，使有“第二次院系调整”
之称的部分高校的合并、重组掀起新的高潮。

　　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为中央部委所属与地方院校两类，
形成中央和地方条块分割的格局。中央部委所属院校300多所，
约占高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为实力雄厚的重点大学。这种体
制是五十年代初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是计划经济、产品经济、
部门所有制的直接产物，因各部门自我配套，搞重复设置，学
校为本部门、本行业服务，封闭办学，导致教育资源的严重浪
费，教育效益低下，办学水平不高；并且使高校成为行政部门
的附属，缺乏办学自主权，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992年以来，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
并的方针，改革条块分割的高校管理体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效。

　　值得指出的是，90年代初提出这一方针，是在当时无法触
及机构改革的情况下，一种改善和变通的做法。今年九届人大
之后，国务院机构进行重大改革，形势已经完全不同，许多部
属院校的原主管部门已经撤销或职能转变，不再直接管理高等
学校，不少高校已经没有“婆婆”，沿袭旧制已难以进行有效
的管理。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当抓住的十分难得的重要机遇。
我们理应顺势推进和深化这一改革，彻底改变部委院校体制。
与少数学校之间的调整、合并相比，这一面向多数学校的宏观
管理体制改革实在是更为重要的。

　　然而高教界期盼已久的部属院校体制改革至今只闻雷声。
正在做的是将原部委院校归新的部委、下放地方或实行中央部
委和地方双重管理。国务院新组建部门不得不继续管理一些大
学；教育部所属院校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则无力接收更多的高
校。显然，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也不是一种改革。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早已明确树立了使高等学校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
法人实体”的改革目标。其关键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共的教
育拨款机制，即由原先各个部委分别管辖若干所高校，转为建
立一个独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或“高等教育基金会”，专
门管理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拨款，负责对高等学校进行评估和
投资。

　　这样，大学不再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的“婆婆”，将有利
于改变高等学校的从属地位，向独立法人过渡；有利于教育资
源的宏观统筹和调控，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高拨款
的效益，体现公平、透明、有效的原则，实现高校之间公平有
序的竞争。这也是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管理的通例，是一种比较
成熟的、有效的管理体制。国务院部、委不应该再继续主办、
管理大学，教育部应主要进行政策制定、教育规划等宏观的行
业管理。

　　彻底改革高校管理体制，其难度和复杂性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我同意这种看法：它不会比国务院机构改革更难，不会
比利改税、分税制等经济体制改革更难，同样，也不会比军队
和公检法系统停止经商之类的改革还要难。社会的其他领域都
在进行令人振奋的深刻改革，教育界真的必定要成为“最后一
个”吗？

　　我相信，任何具体的问题都是有解的，而且不止有一个解。
重要的是不仅应当将教育改革视为紧迫的、刻不容缓的战略任
务，而且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应当实行决策的公开化和民主
化。完全可以走出小范围的内部操作，在全社会公开讨论，公
布方案，广泛征求意见，汲取全民族的智慧。这同样是世界各
国的通例，也是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所必需的观念更新和社会
动员。这样，我们有什么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

　　（摘自1998年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作者：杨东平）

《网络文摘 》　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