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央
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何家
栋说，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

　　会议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
在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上，两个主席争论起来：刘提出，
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
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
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
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
们这个党。在这一天和以后多天的会上会下，包括在自己的生
日晚宴上，毛对刘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毛泽东讲的是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这就意味着“四不清”干部都得成为敌人。

　　刘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缓地解释说：四清运动中，
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
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激动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
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
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
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
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
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２
２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
正部级官员。—编辑注）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点谁的名，谁
就倒了。

　　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
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
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
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
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薄一波和安子文还对刘源说过：在这以后，毛泽东对刘少
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

　　“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国家主席。
这天，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
况，通知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到北京
厅时，发现夫人在场，一下子愣住了。王是第一次参加毛主持
的中央会议，心情很紧张。刘坐在她的对面，四目相望，却不
好说什么。”刘源说。

　　毛不满地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
达就行了。”转脸问刘：“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刘说：
“有群众。”接着，毛严厉批评了“烦琐哲学，人海战术”“
扎根串连，搞神秘化”。毛严厉批评道：“反人家右倾，结果
自己右倾！”毛的一通批评，叫人摸不着头脑。

　　组织部长见局面不好收拾，请出开国元勋从中调解。陶铸、
安子文又到住宅给刘提意见。刘顾全大局，主动向元帅们征求
意见，开了党的生活会，征求和听取批评。政治局开会时，刘
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
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
从不让步的。”

　　这次冲突结束后，在原二十条基础上修订颁布了“二十三
条”。“‘二十三条’出来之后，运动陡然降温，”何家栋分
析说，“一方面是，因为文件纠正了‘左’，更重要的是，由
于目的变了，不是搞“教育”，而是对敌斗争。敌人在哪里？
谁是走资派？找不着目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自
己都想不通，就更不可能积极指挥运动了。文革一起，‘四清’
便不了了之。”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
京召开。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即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刘源在外面看到了就回来问刘少奇：什么是“形‘左’实
右”（毛大字报结尾句是“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
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编者注）？“我讲自己在外面看到的一切，父亲什么都听，
一放筷子就开始讲，有时一讲就是两个小时，母亲话比父亲多，
父亲从不反对，就说明是真的。”刘少奇对儿子讲述了上面那
场冲突的惊心动魄的过程，文革结束后组织部长安子文也对刘
源追忆了整个事件的见闻。

　　说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刘源记起他父亲讲过的中南
海游泳池的一幕。

　　那是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
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
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
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
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
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事关重大，要请在外地的毛泽东做决定。刘少奇叫田家英
请毛回来。田打电话说了一下情况，毛回答：好呀！过几天回
京。田十分兴奋地向刘报告：看来主席是同意了。王光美提醒
说：“田家英的话不准确，还是要先听听主席的意见。”王说
对了，田果然领会错了毛的意思。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陈云立即约毛，系统谈了各位常
委都同意的意见。毛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亦感
觉毛不反对，只是仍在考虑。

　　毛泽东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
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
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
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
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
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
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
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
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
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
红旗不动，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
毛也冷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刘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以为得到理
解，总算长舒口气。谁知七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毛突然提出
阶级斗争的问题，原定的关于经济调整的紧急事务，根本无法
再进行讨论。

　　“令人不解又值得思索的是，”何家栋慨叹，“１９６３
年决定发动社教运动的会上，正是毛泽东强调教育‘一抓就灵’
，刘少奇大讲‘阶级斗争’（后来证明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阶
级斗争’）；运动搞了一年多，此时，却是刘强调‘教育’毛
大讲‘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出现奇特的颠倒。
仿佛一个由理性趋向狂热，一个由激情走入现实；一个升温，
一个降温。太富戏剧性了！”

　　１９６６年３月，刘少奇针对“四清”写下了一段话：“
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说服那
些不同意见的人。这要在后来总结经验时去做。”何家栋评论
说，“这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早了十几年，
而且更准确。”

《网络文摘 》　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