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长家里的保姆们
浙江诸暨,西施的故乡。墨城坞,在媾只是个不甚出名的
山边小村。
乡里的邮递员起初也搞不明白,这个貌不惊人的村庄,如
何跟京城里的中央首长那么“贴心”:每年,总有不少汇款邮
件包裹从北京那些“代号信箱”寄到村里一些老人手上。
墨城坞500多户人家,大多出自一个祠堂,同姓一个大寿。
寿家人耕读传家,偶涉商贾,却百年来没跟官字沾过边。他们
不是首长们的“草鞋亲”。但在京城好些戒备森严的首长住所,
你只要向门房通报一声“墨城坞寿家的”,就比今天进村长家
还容易。
原因只有一个,寿家有能干贤惠的媳妇女儿。近二十年间,
她们有十多位在这些大院里帮过佣。她们凭自己的才智和持家
的能力,在中南海和高干大院里确立了浙中保姆的名声,与她
们地位悬殊的主人主妇甚至他们的儿女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陈菊花在王震家帮佣6年。警卫、杂役称她是王震夫人王季
青的“陈秘书”。老太太没文化,但女红极好,口才也胜人一
筹。为王家烧饭的大师傅见到她很买账:“你要是读过书,不
就多了个陈慕华。”
陈菊花大妈是1983年夏天到王震家当保姆的。“我当时孩
子都大了,田又不多,见村里的姐妹都到北京去,想40多岁也
没出过门,就跟着去了。”
后来同乡给她介绍,去了王震家:“当时我听到,真有些
怕,进了门就是‘10个不准’。”
到了王震家,她的工作是“洗衣裳”、“打扫卫生”、“
灌热水瓶”,“王震屋里三个儿子,四户人家,我总是从早忙
到晚”。
因为有“10个不准”,开始20多天,除了干活,陈菊花“
一句闲话不敢讲”。
惹她说话的是厨房的大师傅。“他们都是北方人,平常互
相也斗,但因为我每天忙,不理他们,他们就想办法欺负我。
”办法之一是在菜碟子上“做文章”。每天王家吃饭,端菜是
陈菊花分做的,大师傅便把干净的菜碟子事先放在蒸笼边,“
我端菜时碟子烫得要死,摔坏了好几个,他们却冲上来骂我。
”
那时“四人帮”粉碎不久,而姚文元恰恰就是诸暨人。大
师傅、杂役们就用“姚文元”来激她。“我被他们捉弄过好多
回,你烘热盘子,我端菜时就先用冷盘子托一下……晚上,一
个人咽泪水,又不能跟王夫人讲,怕麻烦。”
“后来他们叫我姚文元,我就说中央领导怎么都是南方人,
你们北方人一天只会斗嘴巴,好吃懒做。我们诸暨出过西施,
为了国家命也勿要……我们诸暨人就是遗臭万年,也轮不上你
们!”
陈大妈说,当时像“连珠炮”似地说了十几分钟,“轰”
得对方瞠目结舌:“他们话也讲不出!”以后师傅对她就客气
了许多。
王震平日生活粗放,穿衣服也只盯着一件旧中山装穿,“
那时他活动多,白天换下衣服,连夜洗,连夜烫,有时上边临
时通知,真要我命。”“我跟王季青商量,问她可不可以多做
几件衣服备用,她十分为难。”
那时陈菊花才知道王震平日脾气暴躁,加上患了膀胱癌,
常常要发些无名火,家里人人都怕他,除了几个年幼的孙子。
于是,菊花征得王震夫人的同意,到街上买了些便宜的化
纤料子,按那件中山装的式样做了几件偷偷放进衣柜,与旧的
那件放在一道儿。王震也不细看,穿上就走,回来觉得不对劲,
问了情况,他没生气,反而哈哈直乐。
“那几天我和季青都很紧张,怕他骂浪费。见他这副样子,
想是肯定有老战友夸了他的新衣服。”
这件事后,陈菊花与王震夫人亲密得像对老姐妹。王家与
荣毅仁家交情甚好,荣家的保姆嵊县人盛凤娟,“样样能干煞
”,向为主人夸耀。对王震夫人而言,她也有了个陈菊花,逢
到荣家人,可以夸夸。
“我做衣服是小时候跟堂姐学的,她开裁缝店,生意非常
好”。“后来,一有时间,季青的衣服我也做,几个孙子的衣
服也是我做。他们家最讲究的小儿媳妇从美国回来,衣服也是
我做。”
从洗衣妇到裁缝,在家里,地位高了许多。“王震有个唐
秘书,大师傅们就叫我陈秘书。陈菊花说,她不喜欢这种称呼。
但自从成“陈秘书”后,大师傅蒸馒头时,专门为她放进一盒
大米饭。“那时我每顿只吃半只馒头,没力气。”
王震家规甚严,工作人员很少有机会同席吃饭。陈大妈却
有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她临走,“几年没回家,女儿马上要生
孩子了。”
最舍不得她的是王震夫人王季青。她送给陈菊花许多照片,
都题了字,署名是“姐季青”。
九年间,她们还通了十多回信。一封信中还对新聘的安徽
小保姆有些抱怨。陈大妈说,要不是发洪水扭伤了腿,她还想
去北京看一看,照顾季青大姐。
在大妈的相夹中,还保存着十多张王震家人的照片。这些
照片发洪水时都被浸泡过,人的身影面目已不清,只剩下些影
子。但大妈还是很认真地拿给记者看:“这是王兵,这是王军,
这是王之。”
寿国华给曾任驻法大使的黄镇当过半年保姆。她每餐不离
酒,到北京时,姐妹们都为她发愁,悉怎么能找到东家。但偏
偏不嗜烟酒的黄镇,“尊重个人习惯”,而且为她打开家里的
酒柜。寿国华家在村里算殷实之家。1988年时,三个女儿待嫁
的待嫁,上学的上学,不用她操心。在家里,丈夫是“倒插门
女婿”,大小事由她做主,看到村里的老姐妹一个个上了北京,
她也想见见世面。
到了北京,同乡们对她却是人见人愁。她有个“恶习”,
每天不能离开酒,而且黄酒不解馋,平日一天喝烧酒就要四两
到半斤,否则“浑身不对劲”。
这习惯,是在小时候养成的。她父亲是村里的书法家,会
治印,小楷出奇的秀拔,喝了酒,还要吟吟诗,但最后悔的是
只生了两个女儿。寿国华说,很小的时候,她爸爸便用筷子点
点两滴酒让她尝。
找了几家,人家听到“会喝酒的保姆”就吓跑了。七转八
转,黄镇家急着要人,同乡便瞒着不说,把她介绍给黄家做饭,
打扫卫生。
黄老那时已80高龄。进了家门,寿国华做了第一顿饭,黄
老甚合口味。“他们家没什么规矩,很随便,我也是一直跟他
们同桌吃饭。”
看到黄家如此随意,寿国华憋不住提出“无理要求”,“
我说在家乡我每顿饭都要喝些老酒。黄老的反应是:先是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我也没想到,他说我们家尊重个人习惯。”
黄镇是文人出身,在高级干部中,与乔冠华乔老爷一样颇
具名士风度。此后,黄氏家宴中,席上保姆独配酒具,自酌自
饮,也成一景。
既为保姆,黄家每月的饭资,都由寿国华掌握。不过,刚
开始时,酒钱是寿国华自己出,多是北京的二锅头,“过瘾是
过瘾,没有家乡的酒厚好喝。”
黄镇的长子黄山是名医教授,长寿国华一岁,偶尔也能喝
几口。“黄山看我一个人喝,没事时,就说:‘小寿,一个人
喝怪闷的,我来陪你喝几盅。’”
这一陪也打开了黄家的酒柜。黄镇嗜书法,爱作画,别人
以为文人嘛,必然“诗酒风流”,送给他不少名酒,放在柜子
里无人问津。
“我喝过不少好酒,中国的,外国的都有。寿国华得意地
说,“黄老朋友多,黄山也是好交朋友,中国人、外国人都有,
送酒索画求字的不少,我喝不光。”“他们过去一直是转送别
人。”
这些酒里,寿国华认为是洋酒“最好喝”,“时间长,味
道好”。
黄镇那时除了公务活动,书画交流,就是关进书房读书作
画练书法。
有次黄老写了幅“得意之作”,给同样爱书法的儿子看。
黄山便把字展开,亮给寿国华看:“小寿,看这幅字怎么样?
”
“我看了看,有意说不怎么样。他又问怎么不怎么样,我
说没我爸爸写得好。”
一旁的黄镇听后嘿嘿直笑,寿国华说:黄老的散淡,“很
像我爸爸”。现在想起来,她很后悔没要几幅黄老的字画,她
家一向是用父亲的字装饰房间的。
虽然嗜酒,但寿国华从未喝醉过,她回家是因为长女要结
婚,“当家人”不能不在场,这一去10年,外孙已上小学了。
墨城坞有两个老太太给胡耀帮家当过保姆:负责卫生的钱
军爱,和为胡耀帮次子刘胡看孩子的王改琴。
王改琴去北京,靠的是婆婆钱香梅。那时婆婆给吴冷西家
当了许多年保姆了,她那时去北京,主要是发了洪水,家里困
难,当保姆多了双挣钱的手,少了张吃饭的嘴。
婆婆给她介绍的人家声名显赫,总书记胡耀邦。“我开始
真有些怕,这可是广播里天天有的名字,有了闪失,真不得了。
”
王改琴的任务是照看胡耀邦的孙女,“这小人不好好吃饭,
挑食,强迫她吃,马上又吐出来。”因此,这孩子长得很瘦,
找了许多保姆都没辙。
她在胡家干了整整四年,具体年份已说不清楚,“只记得
刚去的那半年他还不是总书记,常到儿子屋里逗两个孙女,后
来当了总书记,吃饭也要在办公室,整天见不着个影儿。”
跟王改琴接触多的是胡耀邦夫人李昭,“她和胡耀邦每天
早晨那顿饭,与我们一起吃。”“我没去时,想首长家吃的一
定非常好,谁知跟普通百姓家没啥两样。”
胡家的早餐是咸菜加稀饭,大人中,只有“总书记”特殊
些,加个荷包蛋。午饭、晚饭则是分开吃,胡家是湖南人,嗜
辣如命,与多是北方籍的工作人员分开吃。王改琴馒头吃得惯,
只是觉得大师傅烧的小菜“味道不好”。
王改琴养了三女一儿,抚育儿女的经验丰富,但碰见胡家
孙女,也没多少主意。李昭有一回说起,让改琴用对付自己孩
子的办法教育她孙女,听得改琴直怕——她教育孩子,只一个
字:打。
“那是‘龙子龙孙’,我一个乡下女人,怎么下得了手!
”她只有去哄那个“小姑奶奶”,“还算顺利”,“在我前面,
刘家辞掉了好几个,我干了 ,一直到孩子上学。”
改琴没有多少机会接近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胡耀邦往往
大清早别人没醒时就出来散步,回家很晚,有时彻夜呆在办公
室批阅文件。王改琴说:“那么大年纪,还不如我们乡下老伯
伯,可以睡睡安稳觉。
胡耀邦去世时,王改琴首先想的是“屋里面挣大钞票的人
没了,日子怎么过?”她说,那时她每月吃住免费,每月25元,
而总书记一月的工资也只有320元,“他的孩子收入不高,要补
贴,花钱的地方很多”。
胡家另一保姆钱军爱现在上海帮佣,地址不详。她当年的
姐妹说,她是在大屋(胡耀邦夫妇屋里)做的,总有机会跟总
书记说两句话。钱军爱刚到北京时,从未给地板打过蜡,见地
板脏了,忙用拖把蘸水去洗,把蜡全部弄掉了,水渗进地板缝
儿里。胡耀邦听说后没责怪,反而说:“情况总是慢慢熟悉的。
”
钱军爱在胡家也可以吃上米饭,据说也是出自胡耀邦的安
排。有一次钱军爱被开水烫伤腿,胡耀邦夫妇还陪她打过吊针。
王改琴说,胡耀邦很忌讳家里人和工作人员叫她们保姆,
他总是说:“人是平等的”。
85岁的吴银凤当了40多年保姆,辗转京城四户人家。她是
墨城坞保姆们的“领头雁”,十多个姐妹,都是她带到北京、
介绍给首长家的。现在没儿没女的她回到故乡,周部长还给她
发“退休金”。吴银凤35岁出去当保姆,在北京呆了40多年,
帮佣半世,她觉得最值得夸耀的事是:80岁时她觉得体力不支,
坚持要回家,“周部长趁着去杭州开会,把我送到杭州,又把
我男人叫出来,一起游了几天西湖”。最后,“用浙江文化厅
长的车,把我们俩送到家里”。
吴银凤张口闭口叫的“周部长”,是前文化部长,责任全
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她在周家帮佣17年。
讲起40多年帮佣经历,沉痛中的吴妈妈泪流满面。她35岁
时,两个孩子先后死掉,那时她伤心过度,常常神不守舍。在
上海的一个浙江同乡可怜她,便把她带到上海,一是散散心,
二是为他带孩子。
解放后这户人家去了北京,正巧当时供给制取消,他们再
雇不起,便把她介绍给卫生系统的高干吴家。
“吴家的三个小孩都是我带大的”,那时她对待他们“跟
自己家人一样”。“文革”时,吴家被打倒,吴银凤只好离开,
在公安部一个老副部长家侍候病人。
病人故去时,“文革”已经结束。她又到了周家帮佣,“
那时周部长问过吴医生,吴医生说我工作人品没得挑。”
在周部长家17年,是她一生中最已愉快的17年,年轻人待
她如同长辈,周部长发了工资,直接由秘书交给她。“生活很
惬意,心情好呀!”
在这17年间,她先后将同村的姐妹十多人带到北京。陈菊
花说:“我们这边女人能干,比别的地方的保姆都贤德,是吴
妈妈打响了牌子。”
她成了十几个人的“头儿”。忙好工作,老姐妹们常常结
伴在京城游玩,由于吴妈妈是介绍人,就多了项责任:一旦有
矛盾,她要向上面反映,维护姐妹们的利益。
有一个部长的公子常刁难保姆,他媳妇也帮腔。一听到这
情况,吴妈妈立即部长评理,结果,儿子儿媳被“熊了一顿”。
吴妈妈说:我们保姆也是人。“们诸暨人出外做事,一是
要能干,二是对要牢靠,三是要面子——做人不能低三下四。
”
1993年回到故乡时,她离开已整整45年了。她和丈夫寿汝
绥,在这40多年里,相见不足五次,相处只有三四个月。
后来就发了大水,整个村庄被淹没,吴妈妈从此瘫痪在床,
生活全凭丈夫照顾。盖了房子,积蓄告罄,丈夫地里的活也干
不动,这时候又是周部长伸出了援手,“每个月他寄200块,说
是我的退休金。”记者见到吴妈妈时,正巧周巍峙给老人寄来
了药,这些降压药价格不菲。吴妈妈抱着药匣又说:除了村里
人,周家真是她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了。
(摘自《当代青年》,作者:杨海鹏)
《网络文摘 》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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