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幸福的旁边
　　倍受瞩目的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花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他们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他们从组建乐队到发表专辑只用了十个月。他们不但刷新了中国新音乐阵营中的最低年龄纪录，更改写了发片周期的最短纪录。他们也是中国第一支发表作品小样（DEMO）并夺得冠军的乐队，代表作《放学啦》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学生听众的新宠。

　　“花儿”乐队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由北京“新蜂音乐”制作完成，在98年的最后一天正式交由一向支持中国新音乐发展的京文音像公司发行，该专辑从封面设计到内页编辑都体现着一种简单朴实的感觉，黑白的乐队照片摆脱了商业包装的束缚真实地纪录了他们动人的纯真。尽管“花儿”已经成为北京新音乐的焦点，他们仍旧保持着单纯的生活态度和天真的性情。也许他们会成为新一代偶像，他们所拥有的健康形象和未染世尘的笑容将是新一代青少年的榜样。

　　“花儿”乐队是怎么被发现的，他们的经纪人、新蜂音乐公司经理付羽中回忆道。

　　98年二月份，我开始在一间叫“心蜂”的酒吧里策划组织摇滚乐演出，我把每个星期五定为“地下音乐时间”，专门给那些没有成名的地下乐队提供演机会，而每周六则留给那些已经发过唱片的乐队。三月的一个星期五，“麦田宇望者”乐队的贝斯手大乐带来几个稚气未泯的孩子，说他们有自己的作品，想在这儿演出。我当时没有听过他们的歌，也没有把这几个孩子放在眼里，大乐说他们的作品不错，我就让他们上台试试。当时他们还没有给乐队起名字，但是当他们在台上将自己的作品一首首奉献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场的人禁不住起立为他们精彩鼓掌。

　　一周后他们就参加了我在酒吧里策划的由四支地下乐队同台的演出。那天，主唱大张伟告诉，他给乐队起了个名字叫“花儿”。当天演出的四支乐队中他们是最受欢迎的，我坐在吧台前突然就决定该为他们做点什么。过了一周，我就准备好了一份经纪人合约签下了这支国内最年轻的乐队。后来我在酒吧的演出招贴上称“花儿”为“北京第一支未成年乐队”，这其实是一种调侃，对音乐而言年龄是不重要的。

　　签约之后，我就开始为他们筹划制作专辑。这个念头来得很准静，也很肯定。我希望把他们现在的状态记录下来，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为“北京摇滚圈”的一员，还没有沾染那些陈腐恶习，就象他们的名字一样朴实洁净。

　　签约的时候，乐队中除了贝斯手郭阳已经是个成年人，主唱兼吉它大张伟和鼓手王文博还都仅仅十四岁。有人把他们看作是中国的HANSON，我倒觉得他们在组建乐队初期更象是NIRVANA，不过很快乐队从创作上就偏离了美式GRUNGE的曲风，而是朝简单动听的POP-PUNK渐渐靠拢，音乐更接近GREENDAY。

　　大张伟在构思旋律方面有着超人的天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写几段好听的旋律容易，但是能象他这般简单而流畅却是难得，何况他又是如此地会用他的嗓音来完善那些动听的旋律。更有人称他是新出道的乐队中最好的主音歌手，尤其在现场方面他更是表现出色。

　　乐队从98年二月份正式组建至今不过短短的一年，其间除了周末在酒吧演出，每周日下午还会进行排练，签约后很多作品都是在排练过程中完成的。我本来想在孩子们放署假的时候带他们进棚录音，但是由于当时资金没有到位，我也没有想好请谁来做他们的制作人。后来索性自己上阵，不过录音期间还是请来好友刘恩和苏阳（麦田守望者）来做我的制作顾问。

　　关于他们的其他情况，我在乐队简历中做了详细介绍，其实说这么多还是要从音乐中去了解他们。

NO乐队：被遗弃的火焰
　　有人在吼叫，让躺下的我站立起来，他把儿时的憧憬吞下去了，随后是很长，很长被蹂躏的痴情，这就是祖咒和NO乐队的音乐。我庆幸中国有不扭曲的男人，在伪君子的聚集地出现了一个真的哭声，祖咒唱出了人们被遗弃或者（有点接不上）.

　　NO乐队的音乐不是来自于中国农村的。它来自于某个墓地，也许是整个人类的墓地，摇滚是世界语言，尽管每一位中国摇滚人都吸收西方摇滚的营养，但真正的摇滚是个人的体验。祖咒的内心是文明人的野蛮挣扎，他期望着、呐喊着重新世界道出故事，用发疯的音乐整理紊乱的思绪。发疯、发疯、发疯，让我们听一段纯洁的发疯。“有一群狗用忧郁的眼光，在寻找它走失的主人”——祖咒传出了地狱里的呻吟，又像是一堆尸骨旁的鬼哭狼嚎：阴郁的脸变幻成燃烧的夜空，梦纪渗着血游荡着，这就是歌曲《走失的主人》里的风景。NO乐队把握了分裂的总体感觉，在《发臭的门》里他们似乎在打开伤口……血慢慢地流，一句句描绘着细微痛楚的感觉：祖咒不是嗜血者，他高喊那是他的存在，音乐尽管依然震裂着，但已经深入到身体内部去了。于是有了《桌面与桌腿》一个不平凡的隐喻，在祖咒口中恰似精神病患者的独白……

胡吗个：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
　　听胡吗个的时候间或能听到鸟鸣，让我知道这是白天，也许是午后，按下录音机，拿过吉他，顺手弹起几年来所写的歌。 这是北京郊外的一处农民租房，四下一片寂静，只有隔壁养的一只鸟，不时发出不甘寂寞的叫声，它不经意地、不受控制地进入了录音，使歌曲中随处洒下不可预知的啾啾声。早些时候，胡吗个恨不得把它掐死，后来习惯了，听若未听。 我就在这种自然的、一听就是在人世间的录音氛围中听着胡吗个，想像一个外省青年怎样在北京过生活。他的歌一再地让我想到“民间艺人”这词，更确切地说，是“民间说唱艺人”。

　　这个湖北人，这个鄂西山民的后代，自从来到了省城，来到了首都，整日便骑着一部自行车在大街小巷四处野逛，最高纪录是一天在车上呆6个小时，肩上挎着军用水壶，里面装着前一天晚上凉下来的开水。他喜欢和人们一起在大街上骑车，一边对哗哗流过的脸哗哗流过的城市即景似看非看，一边熟悉着他们的生活，也熟悉着自己的生活。他不应该是个农民了，但依然是，这让人惊奇。早在15岁的时候，胡吗个便离开家乡上了宜昌的高中；之后到了武汉，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大学：四年后到了北京，先在一所中学代课，然后在公司里做事，然后吃女朋友的救济，然后专心写歌。

　　他唱歌，一直用他的籍贯语言——鄂西山区的乡里话，这种乡里话又繁衍成了只有那个地方才会有的旋律、节奏。这同时带来艺术本质上的一个最大的特点：真实。他的音乐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音乐，一把琴、几声口哨、一只破喉咙，就这么无抱无束的放歌；这同样保证了一种真实，没有一点现代工业的制作，是手工的，不是印刷品。早先我曾大大惊奇于他的录音之好，一问，是用价值200元的索尼随身录的，还是觉得好，因为那里面有真实的生命，有一间真实的屋子。

　　据闻，胡吗个的吉他让许多行家觉得诧异：怎么可以这样？这太不专业了。确实，胡吗个可能永远也不能象个真正的高手那样，手指凌厉地弹出谱子上的琴谱，但他心里有声音，手上能弹出声音，是自己的不是程式的，这决非那些技艺高超的匠人所能为。胡吗个从词曲唱奏多个方面，几乎是全面的建立了自己的范式，拙实而又巧妙。这不是流行音乐体内生长出来的东西，而是来自脚下这片自我呼吸着的土地。1998年，他把一部分歌曲用四轨机重录了，辑成一个集子，叫——《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文/江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