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　晨 王跃西

　　9月4日下午，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
我们见到了正在香港凤凰卫视工作的杨澜。
一身干练的黑套装，把她衬托得多了几分
成熟。她径直向我们走来，远远地伸出了
手。这两天杨澜感冒了，嗓音有些沙哑，
但还是很随意地和我们聊了起来。

　　“过去做晚会的主持人并没有太大意

思，因为人造氛围很浓，表面上很风光，其实什么也留不下，
而且整天忙活，不能静心学习。”

　　“现在的工作很实在、很有意思，《杨澜工作室》开播快
一年了，接触了不少人和事，学到了不少东西，相当于过去好
几年经验和见闻的积累。但现在的工作量几乎是原来的两倍，
很忙，很辛苦。”尽管忙碌，可成功的喜悦还是挂在她的脸上。

　　谈到外语专业学习对从事新闻工作的帮助时，杨澜笑着说：
“反正自打我当了主持人以后，电视台常去外语学院招人……
我觉得学习外语对做新闻工作很有益处：一是学外语的人要常
开口、勤动笔，组织语言能力强；二是学外语的人思维打开得
比较早，接纳信息比较容易，心理定势也少。”

　　“我不是因为梦想而出国，那时候整天做节目，东跑西颠
的，在国内不可能静下心来读书，所以就出去了。现在的年轻
人出国如果是为了讨生活，干脆甭去。如果是为了开阔视野、
发展事业，那出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但要想在美国暴发机会
是极渺茫的。在美国有‘玻璃天花板’的说法，就是指外来族
裔的事业发展空间的极限。如果要到国外谋生，那个看不见的
‘玻璃天花板’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对这个，出国的人要有
充分估计。”

　　“在新闻节目中，访谈的形式是最有优势的。它不仅有极
强的图像冲击力，而且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这种节目不重
形式，以内容和人物取胜。”

　　“我之所以选择凤凰卫视做访谈节目， 是因为在人物、内
容和问题尖锐性的把握上都给了我很宽泛的余地———这是做
新闻节目至关重要的。现在国内访谈节目也有一些，但主要还
是以探讨为主的，争论性的节目少，我觉得这和中国人的性格
有关，中国人是温文而雅、讲究礼貌的。我曾在节目中分别请
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在单独和我谈时语气都很激烈，
但把这两个人请到一起却没有争起来，反倒用了不少含糊的字
眼儿‘也许、可能。’”

　　“不是每个女人都一定要结婚，但是现在每个结了婚的女
人，我都劝她们赶紧要个孩子。”

　　一谈到孩子，杨澜变得很激动、很高兴。“我就是想体验
完整女人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我很看重家庭。我觉得爱一个
人、被人依赖是很幸福的。”说到这里，杨澜给我们的感觉和
刚开始谈工作时不同了，她全身洋溢出了一种幸福，坐姿变得
更随意了，双手交叉托着自己的下巴，眼中闪着光。“没有爱
情和家庭支撑的女人，即使成功了也很空虚。我不能理解有些
劳模因为工作根本就不管自己家里的事……你说什么叫事业？
追求事业的人分好多种：有的是充实人生，有的是寄托心灵，
有的是追求名利……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你为‘什么’牺牲
‘什么’。”

　　“我是一个成功的女人， 但内疚在我心里比成就感更深。
在香港，有人问我回家给不给老公煲汤？其实，我也很想老公
回家的时候能给他递上一双拖鞋，端上一碗热汤……尤其对不
起我的儿子。经常我出差回家，一推门儿，儿子就跑过来，小
手搂着我的脖子，把头搁在我的肩上，（这时杨澜用手拍了拍
自己的右肩，眼睛里露出了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能有的幸福眼
神）静静地趴好久……我儿子生在美国，今年两岁了，他说话
说得很好。有一天打电话，他竟对我说“I Love You！”；还
有一次我要出差，儿子对我说：“妈妈保纵（重）！”儿子稚
嫩的话语让这个做妈妈的女人湿了眼眶……

　　“我不希望今后二十年我都这么忙， 这对我的老公和儿子
都不公平。在美国学习三年就是为了回来事业重新起步，现在
事业比较重要，我还要拼一拼……”

　　当问及她感情、生活、事业等方面的酸与苦时，杨澜沉吟
了好久，说：“有些事不能说。我在观众的眼里一直是很顺的，
但我的小环境一直不顺利。我觉得人际关系很难处。有一点名
气别人就拉帮结派，我不愿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得罪了人。现在
在香港人际关系比较宽松，还好些。我觉得自己是个遇到小挫
折爱伤心，遇到大挫折能扛过去的人，我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
法，我需要别人的认同。不实的报道会让我很生气，也许因为
我是AB型血的缘故吧。”▲

　　图：杨澜在香格里拉饭店　　　王跃西 摄

《环球时报 》1998-09-13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