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吕　戴 　　身遭日本执法人员围攻、殴打的中国女性王娟，在其财产 被拍卖、日方有关人员互相推托责任的情况下，于7月30日以三 京物产株式会社社长的身份，在丈夫藤井基宏的陪同下，依据 日本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向千叶地方检察厅递交控告书，控 告被告人千叶地方法院执行官小川隆犯有公务员滥用职权罪。 　　8月9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王娟。 　　王娟愤愤不平地讲述了她被打后的遭遇：“6月18日殴打事 件发生后，我几次去千叶地方法院交涉，他们态度极不好。先 是不承认在执法过程中发生争执，后又说只是发生了一点小磨 擦，进而又说是我先泼汽油，他们在执行中仅是推拉，不承认 打人这一事实。我去医院开妇科检查的证明书，妇科大夫竟然 说，你流产又不是在我面前流的，我没法给你出证明。而在这 之前警察到医院去过。现在对我实行暴力一事他们谁都不承认。 他们说是根据日本国内法进行强制执行。他们根据的是哪一条 国内法，强制执行是对谁执行的？他们肆意从我的档案中抽走 材料，把我的东西都拿走拍卖。法院还说，如果我有异议的话 可以打民事官司，法院这是想逃避责任。为此事我先后走访了 28个律师，他们有的说，你个人跟法院打民事官司，这从二战 以来没有先例。说得轻是执行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有过失， 说得重也只是受贿。” 　　王娟接着说：“那些执法人员执法犯法，嘴巴乱说，他们 说我当时情绪过激，还说我有黑社会的背景。我至今也搞不懂， 他们为什么非要把我和黑社会挂上，我没有这种关系。对于他 们这种做法，我请律师写了‘上申书’（即申诉书），先后交 上去三份。这些‘上申书’是应该随引发事件的地产档案一起 存档。但是前几天我去法院调地产档案时，发现这一档案中涉 及我的资料都没有了，连我交上去的三份‘上申书’也不见了。 好在我手里还拿着这些‘上申书’的副本。他们这样做是不符 合法律手续的。” 　　在谈到财产被拍卖时，王娟说：“殴打事件发生一周后， 法院要进行第一次拍卖。我去找他们说，你们依据什么法拍卖 我的东西，把法拿出来给我看看。他们一句话都不说。7月21日 下午我赶到拍卖现场，看到小川和6月18日那天指挥围攻我的那 个姓金的人在说什么，我的东西一直是姓金的人保管。直到拍 卖时他们也不承认这些东西是三京物产的。拍卖的这些东西价 值800万日元。在拍卖前我取回一些我个人的东西。剩下的东西 最后以9．5万日元的价格被人买走。后来经过我再三商量，才 以20万日元的价格买回。事后有人冷笑着对我说：‘你看明白 了吗，这就是民族差别，这就是日本国民性的不同。’” 　　王娟说：“我不相信日本没有说理的地方。7月30日我和我 的丈夫到千叶地方检察厅提交了‘告诉状’（即控告书）。检 察厅现在只是收了我的控告书，还没有表示受理这个案件。” 　　身居日本千叶的中国女性王娟，向千叶地方检察厅状告千 叶地方法院执法人员，可以想象这将是场成年累月的持久战。 ▲ 《环球时报》　(1999年08月20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