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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是社会三大矛盾，如何
解决三大矛盾，国务院将可持续性发展确定为我国基本战略。
“北京市茂献垃圾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系全国首创，该
公司垃圾回收产业化的实践为缓解三大矛盾提供了一个有效
途径。3月24日，记者在和义垃圾场见到该公司法人代表杜茂
献，他是四川巴中人，在京拾荒11年。如今，巴中、仪陇两
县在京拾荒者达46000人，他们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实践
者。不可否认，拾荒大军已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行业体系。
四川来的淘金者
穿着皮尔·卡丹西服的杜茂献指着高30多米的垃圾山说：
“这里已经没宝了，宝贝在对面。”对面，一道围墙圈起了
15亩地，“北京市茂献垃圾回收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子
矗立其中。围墙内的人们在盖房，杜茂献说是给弟兄们盖的
宿舍，60多间房，能住400多人。目前，他的弟兄们散居在附
近村里，他要把他们圈进来，便于管理。15亩地加盖房，这
项投资，杜茂献说要40万元。东边围墙处，砖头垒起隔段：
废金属、废塑料、废纸、废橡胶、废玻璃、猪饲料……围墙
深处，有人在装车，车上是铁桶。最里端，有个养猪场，40
多头猪的饲料靠北京各大饭店提供。目前，散居京城的拾荒
大军养猪1700头。没有大门的门口，不断有人蹬着板车拉进
宝贝。来来往往的人喊杜茂献“老板”。老板杜茂献指着圈
地说：“打算在这里办个废旧物资交易市场。”
杜茂献的家就在办公室隔壁，他夫人不在，杜茂献说学
电脑去了，如今他夫人已学会开车。杜茂献的办公室内挂着
营业执照。该执照经营范围：街区扫保清洁，生活垃圾人工
收集，垃圾分选利用。注册资金20万元，营业期限：1999年
10月14日至2049年10月13日。还有一张“新编北京市区图”。
杜茂献点燃555牌烟，用烟指点着门外蹬车的人说：“我也是
从捡垃圾开始……”
1988年，小学教师杜茂献听从北京回乡的许继才说北京
故事：“我到北京捡垃圾一年多了，虽比上不足，但肯定比
你兜里有钱。在北京，垃圾能养活人呐，那是金山银山，只
要你肯捡……”那时许继才年收入两万元左右，杜茂献年收
入400多元。许继才的话，杜茂献思索了一年，比较了一年。
他自我评估：“我上过达县农学院，文化比许继才高，肯吃
苦，做事情不会比他差，他能赚钱我也能赚。”1989年12月，
杜茂献进京，落脚点是吴家场锭厂村垃圾转运站。他捡了2个
月后问收购者：“这些东西运哪儿去？”答：“塑料运河北
文安，铁皮罐、骨头运天津蓟县，玻璃运邯郸，纸运保定，
有色金属运霸县，胶皮鞋底运定州，猪饲料运楼梓庄、小屋
基养猪场……”杜茂献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奔了厂家。
一年后，他摒弃了二道贩子，直销战果。从捡垃圾月收入60
0多元到直销垃圾2000多元，杜茂献说早年走过的路是：“捡
了一的垃圾，做了两年的买卖。”这样的直销买卖，为什么
比杜茂献早来的人不做？杜茂献用一个字回答：“懒。”“
我不喜欢被人管，我喜欢管别人。”杜茂献述说自己个性。
1993年杜茂献承包了和义垃圾场。他从家乡带来大队人
马。迄今，经他带出的家乡人有6000多，滚雪球进京的巴中、
仪陇两县达46000人。46000人散居京城，杜茂献将他们组织
起来，每100个人设一个“舵”由“舵主”主管，共13个“舵
”。一“舵”即一组，如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纸类包
装组、鞋底胶皮组等。杜茂献封自己为“总舵主”。有事，
召集“舵主”，商讨对策。这年，进京3载的杜茂献不弯腰了，
他挺着腰板指挥乡亲们捡，然后由他统购统销。
1997年杜茂献开始养猪。曾经每天往养猪场运饲料的他
梦想自己有养猪场，“喂人家的猪不如自己养合算”。据他
观察，北京各大饭店的垃圾最肥。昆仑饭店一天的垃圾回收
后可卖1500———2000元，京广饭店的可卖8000———1000
0元……他测算，一个西城区，每天能捡3吨猪食，一年可养
活3000头猪，仅卖猪一项，就能带来可观效益。他们还把砖
头剔净码成垛，卖给农民砌院墙、猪圈。
“北京遍地是宝，”杜茂献重复第一批京城拾荒者许继
才的话，“只要肯捡。”
进京11年，现有资产百万的杜茂献展望未来，“希望政
府把我们收编，我们已从游击队走到正规军，将来就是集团
军。”把杜茂献这支散兵游勇的队伍组织成正规军的人是王
维平。王维平，北京市环卫局高级工程师、中国首席垃圾对
策专家。
垃圾是第四产业
王维平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在北京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当过8年医生。促使王维平“自上而下”的行动
来自两本书。美国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继农
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
又一个浪潮将是在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命。”王维平
把第四次浪潮称为第四产业。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论
述：“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
”医生王维平把汉末医学家和20世纪未来学家的话联系一起，
对照自我：“垃圾产生的病菌会使我一辈子做个下医，即被
动行医。”王维平的理想———做上医。调动工作，到环卫
局搞垃圾对策。“自上而下”的另一原因是，王维平有为垃
圾抱不平的情结：“人可以不干这个不干那个，但没有一个
人不产垃圾。人均日产垃圾0．75公斤，为什么没人研究它，
让它变废为宝？”理想转化行动的过程颇艰难，违反常规的
冒险让他心里犯嘀咕：“垃圾的浪潮可能等来也可能等不来，
如果等不来，还不如做个下医。”
1986年，王维平调入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他从主治
医师变成工程师。该所70％的职能是研究垃圾、粪便对策。
王维平除有公共卫生的知识外，关于垃圾的学问为零。他从
零学起，教材是国内外资料。据资料：垃圾分类，中国居世
界之先。1953年北京搞试点，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
头版头条载：“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当时的垃圾主要是炉
灰和菜帮子。随着自然灾害的来临，菜帮子成了果腹之物，
垃圾分类自然中止。然而，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好东西学了去，
至今受益。
1987年，王维平上调建设部，在调查了100个城市后起草
了《全国城市环境卫生计划和十年规划》、《全国城市环境
卫生产业政策》文献。规划、政策做完了，他剖析自己：“
我只懂卫生，不懂环境。”心里内疚忐忑，“指导全国的东
西，心里没底”。他后悔“没有金刚钻，揽了瓷器活儿”。
他从国外资料中知道发达国家都在搞垃圾分类收集，分别利
用，以把垃圾资源化、减量化落在实处。但怎么实现捡、分、
运、加工一条龙规模，王维平只是想像。国情不同，远水不
解近渴，王维平决定自费赴日留学。1992年，他成了日本早
稻田大学的访问学者。 赴日前一年，许继才通过关系找
到王维平，请求承包马房、立水桥垃圾转运站。王维平说好。
许为利益驱动，没有认识到自己在做着与世界接轨的事情。
王维平鼓励他：“好好干，捡得越干净越好。”王维平打算
让许成为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实践者。
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
王维平研究“垃圾经济学”。
他做了一篇调研报告。1989年东京将垃圾对策的视点前
移到物质流通的源头，在资源开发、生产、流通、消费和废
物形成的各个环节实施循环利用，通过集约生产和消费、废
品回收，尽可能减少末端垃圾处理压力，这就等于节省了治
理费用和资源。1989年开始，东京垃圾逐年递减。王维平考
察，消减垃圾源头的对策有六项：一、净菜进城；二、限制
过分包装；三、循环利用包装物；四、建立健全废品网络回
收系统；五、垃圾计量收费；六、垃圾分类收集，分别利用。
1995年王维平回国。他在单位做了“垃圾经济学”报告。
汇报完了，有人说“狗屁”。意思是王维平照搬日本人的做
法根本行不通。王维平决心让行不通的事畅通。他做的第一
步是市场调查。
垃圾经济学里的“实验田”
1996年，许继才带杜茂献见“恩人”王维平。此时，许
继才鸟枪换炮。承诺“给王大哥买手机、汽车”。王维平一
笑，问初次见面的杜茂献啥事？杜茂献要求承包城里的垃圾
楼。王维平说好。王维平也提出两个条件：一、你们听我的；
二、双休日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该年王维平用9个月的双休
日跟着杜茂献的队伍捡垃圾、运垃圾、卖垃圾、加工垃圾。
他穿着乞丐服，捧着落满蚊蝇的饭碗体验拾荒者。王维平发
现他们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垃圾资
源化、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周一，他换上
西装写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目前拾荒大军8．2万人，其中四川人占4．6万人，河南
人占1．7万人。从专业分工看，有3．1万人蹬三轮车沿街收
购废品，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1．5万元。有两万人在饭店
收泔水或在商场收废品，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
（北京有762座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的有2．1万人，人
均年收入1万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者约1万人，
收入不详。约1500人在垃圾堆放场和转运站捡拾垃圾，人均
年收入8000元。
北京日产垃圾7390吨，年产垃圾279万吨，堆起来就是两
座半景山，垃圾山残值低。一年两座半景山的现象不抓紧遏
制，该有多少土地被侵占。1997年全国垃圾占地75万亩。19
98年北京市垃圾处理费用7．5亿。1999年8亿多。每年8．2万
拾荒大军从废物中捡走价值9．3亿的“垃圾”，帮助环卫部
门实现了垃圾减量。倘若没有8．2万拾荒大军在蚊蝇纷飞，
老鼠乱蹿的垃圾堆中捡拾，市政府处理垃圾的经费一年就要
达到18个亿。因此，拾荒者从事的废物再利用产业对减轻政
府负担，减少环境污染，缓解资源短缺，缩小贫富差距功不
可没。北京的垃圾资源解决了10万人就业。
但另一方面，拾荒者的管理处于无序混乱状态，他们多
半没有进京三证，属无照经营。他们散居在城乡结合部，昼
伏夜出，衣衫不整，影响市容；法治观念淡薄，捡、偷、抢
概念不清；超生现象严重。由于缺乏管理，垃圾在捡拾、收
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如敞篷运输、道路遗
洒等。他们吃、住在垃圾场中，终日与四害、病菌为伍，既
没有卫生条件也没有卫生习惯，易患传染病，给城市疾病流
传带来隐患。建议一，在政府的控制下，尽快结束拾荒大军
利弊共存的无序状态，做到兴利除弊，引导教育。建议二，
他们从事的工作给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保证。要给他们政策
支持，市场培育以及公众理解配合。
垃圾是个宝
1999年初，王维平把杜茂献、许继才及河南、山东的“
舵主”招来，一人给张纸，“写收入多少，几个孩子，有没
有犯罪前科，得过什么病……”杜茂献懵懂：“大哥，这是
干什么？”王维平调查之后要他们写下保证———遵纪守法、
计划生育、卫生防疫、杜绝二次污染。杜茂献承诺半年一次
给乡亲们检查身体。“还想三缺一吗？”已有3个女儿还想要
个儿子的杜茂献对王维平保证“不要了，不要了，听你的，
大哥”。这次王维平叫他们来，是让他们成立公司，群龙有
首了，才便于加强组织管理。“既然从事着第四产业的工作，
就得正规化，消灭游击队。”年底，杜茂献、许继才相继成
立了公司。
3月25日、26日，王维平到宣武红莲小区看垃圾分类，远
远的，他看见杜茂献站在垃圾桶旁，杜茂献盯上了该小区30
0个垃圾桶里的宝贝。王维平一个盖一个盖掀开看，合格率不
足10％。但王维平看到了一个希望：没分类前，垃圾车跑6趟，
分类后，跑1趟。“这就是效益啊！”王维平守着垃圾桶，问
了50多个扔垃圾的居民，又调查了附近10多家商店，问询垃
圾分类需要改进的地方。杜茂献在磨王维平：“大哥，崇文
区的32个垃圾楼都归我了，这点算啥呢。”西城共有69座垃
圾楼，其中的54座承包给了杜茂献公司，这样，西城每年可
节省资金300万元。
王维平等来了第四次浪潮的到来，他发现自己站在浪尖
上。现在政府需要出台第四产业的可行性报告、政策、法规。
王维平拿出三年前的准备，《小武基垃圾转运站成本费用研
究》、《南宫垃圾堆肥场成本费用研究》、《阿苏卫垃圾卫
生填埋场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废干电池处理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资源循环利用法》……“5年之内，北京
市垃圾负增长”，王维平有信心。
杜茂献的理想是紧紧缠绕在政府这根藤上，在环卫局的
中介部门注册公司，北京市的垃圾他包了。“我们赚钱了，
国家省钱了，两全其美。”“王老师算过一笔账”，杜茂献
复述王维平挂在嘴边上的话：“北京市认真发展第四产业，
直接经济效益在11．2亿以上。”如今杜茂献、许继才能用宏
观语言阐述自己公司的意义。如杜茂献写的“承包申请书”，
他这样开头：为促进资源的再生利用，实现垃圾的减量化，
延长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减轻政府填埋垃圾的费用，我要承
包……
学过农业的杜茂献现已不满足只捡垃圾里的有用物，“
其实垃圾土也是宝”，他打算把北方碱性土壤制成垃圾复合
肥运回家乡，与家乡酸性土壤中和，这样可改变土壤结构。
“其实垃圾里没有没用的东西，”跟垃圾打了11年交道的杜
茂献诠释垃圾，“垃圾就是宝，宝是什么，资源，资源是什
么，钱。”如今，有60万人口的巴中县，20万散落在全国各
地的拾荒人用捡回来的钱———娶媳妇、盖房子、办工厂、
建学校……
王维平评说拾荒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体系。王维平评
说自己，“我是个较真的人。我在其位谋其政，干不好，惭
愧，所以较真。”对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王维平咬牙切齿：
垃———圾。
（摘自2000年3月31日《北京青年报》，文／李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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